速达股份与郑煤机之间的关联关系，导致公司在经营上的独立性有所欠缺，而股转过程中转让价格异常，让人怀疑这背后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性。
两年前申请创业板IPO被否的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达股份”）在2023年改闯深交所主板，并于3月24日进入问询阶段。
《红周刊》发现，速达股份首次IPO时出现的与郑煤机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复杂关系问题，在本次申报中仍未能完全解决，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隐形关联，进而导致公司在经营独立性方面或有一定不足。
速达股份的前身为郑州煤机速达配件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最初由李锡元、郑煤机、贾建国和李优生4名股东设立，其中贾建国和李优生均为郑煤机员工，一人擅长市场运营、一人擅长技术服务，彼时的李锡元、郑煤机持股票比例均为40%。在首次IPO时，郑煤机持股票比例下降至29.82%，略低于实控人李锡元30.09%的股份，是速达股份的第二大股东。在首次IPO失利后，或是为了规避郑煤机未被认定为实际控制人或共同实际控制人的质疑，郑煤机将10%的股份转让给了扬中徐工，持股票比例降至19.82%。
招股书显示，2021年12月，郑煤机将其持有的公司570万股股份转让给了扬中徐工，交易价格以速达股份截至2021年6月30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94800万元为基准，交易总价款为人民币9480万元，并加上公司向扬中徐工2021年度现金分红的45%（若有）。若按照当年现金分红3021万元的45%粗略估算，扬中徐工2021年获得约1359.45万元分红。进一步推算可知，此次股权转让价款实则为8120.55万元，转让价格折合约为14.25元/股。
《红周刊》注意到，这次股权转让其实是有一定玄机的。首先，若按照速达股份截至2021年6月30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94800万元为基准，彼时公司的股本为5700万股，每股净资产折合约为16.63元，而郑煤机却以14.25元/股转让了10%的股份，这一做法有些令人不解。其次，扬中徐工入股速达股份后，持股票比例仅为10%，却能获得公司2021年度现金分红的45%，如此的分红安排同样让人迷惑。值得指出的是，据招股书，此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扬中徐工与郑煤机是存在关联关系的。
除了上述疑问，在速达股份高价增资股转过程中，两次股权激励还存在着不一样的操作手法。
2018年4月至6月，速达股份从新三板摘牌，赵全明、荆明、周平等九名新三板时期通过协议转让、做市转让等方式入股速达股份的外部股东，在速达股份于新三板摘牌后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新余鸿鹄，新余鸿鹄系速达股份的员工持股平台，而新余鸿鹄收购新三板时期股东的股份以实施股权激励。这次股权转让价格从4.3元/股到10元/股不等。就在此次股权转让的半年后，速达股份注册资本由5400万元增加至5515万元，新余鸿鹄又以10元/股的价格向速达股份进行了增资，定价依据参考了速达股份新三板摘牌后，新余鸿鹄收购外部股东时的最高定价。
2019年6月，速达股份又一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5400万元增加至57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君润恒惠、霍尔果斯蓝杉及长兴臻信认购，发行价均为13元/股。其中，君润恒惠、霍尔果斯蓝杉系外部股东，长兴臻信系公司高管及关键人员持股平台，认缴新增资本以实施股权激励。
表面上看，以上两次股权激励都属于高价增资，但事实上，与新余鸿鹄不同的是，长兴臻信6名高管及关键人员的增资来源，都是来自公司发放的高管激励奖金。《红周刊》翻阅速达股份前次IPO的有关的资料发现，速达股份2019年6月向李锡元等6名激励对象发放奖金共计1378.61万元，在代扣个人所得税后用于设立长兴臻信并在同月对公司做增资，即以13元/股的价格向公司增资735.8万元。也就是说，这6名高管不仅免费持股速达股份，甚至还额外获得了一笔不小的激励奖金。
速达股份首次申报创业板上市是在2020年6月，但在经历三轮问询后，上市委仍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业务独立性等方面提出质疑，最终于2021年1月终止其IPO审核。时隔两年，速达股份卷土重来，这次虽然选择了深交所主板市场，但首次IPO时出现的问题仍未能完全解决，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隐形关联。
表面上，郑煤机通过股转方式降低了对速达股份的持股比例，但实际在人员和业务层面，郑煤机对速达股份的影响依然不可以小看。依据招股书，截至2022年末，速达股份董监高中有郑煤机背景的员工有5人，分别是实控人之一且担任公司董事的贾建国、董事张海斌、监事会主席张易辰、副总经理栗靖、副总经理董小波，如此情况让人对其人员独立性有所担忧。
业务层面，2020年至2022年，作为第二大股东的郑煤机一直是速达股份的大客户兼大供应商。报告期内，公司90%以上的关联销售均来自郑煤机，速达股份各期向郑煤机相关关联方销售总额分别为1.47亿元、1.38亿元、1.86亿元，占当期营收的比例分别高达24.43%、16.84%、17.29%，这一比例与前次IPO报告期相比并没有很大改观，速达股份对郑煤机的销售依赖也并未减轻。
关联采购方面，速达股份向郑煤机相关关联方的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2275.97万元、5950.12万元、5773.27万元，占采购总额的占比分别是7.36%、9.41%、8.89%，虽然较前次IPO有所收敛，但仍具规模。
值得一提的是，速达股份与郑煤机在关联交易公允性方面仍然是有所欠缺的。比如公司阀类产品主要向恒达智控采购，但《红周刊》注意到其采购价格存在异常。以2021年公司首次IPO失利为分界点，2020年和2021年，恒达智控同一物料号产品向公司销售的价格比向第三方价格销售价格要低8.09%、5.64%，而2022年则一反常态略高出0.94%。如此不正常的情况显然又延续了前次IPO时的质疑——关联交易是否公允？
根据此前资料，速达股份向郑煤机采购千斤顶类和液压阀类产品的价格均高于第三方的采购价格，其中2018年向郑煤机采购同型号千斤顶类产品的价格较其他供应商竟然高了74.61%。关联销售价格这一块，2020年和2021年，公司通过郑煤机向计算机显示终端提供液压支架维修服务比直接向第三方提供液压支架维修服务的价格分别高出20.27%、2.62%，然而到了2022年却低了54.96%。显然在首次IPO失利之后，公司2022年无论是关联采购还是关联销售价格与此前相比都有一些异常变化，令人不解。
除了旧伤未愈之外，《红周刊》还注意到，速达股份2021年新增的多家大客户与郑煤机存在较多的隐形关联。比如2021年为速达股份带来7864.21万元、1961.29收入的陕西煤业物资榆通有限责任公司和陕西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榆林分公司，曾在2022年与郑煤机联合开展运输项目招标。同样是速达股份2021年新增的大客户，陕西煤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彬长分公司曾在同年中标郑煤机的两个液压支架运输项目，其官网显示，其自2020年8月才入围郑煤机全年承运商。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速达股份2021年新增的这些客户与郑煤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且这些客户2021年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稀释了速达股份与郑煤机之间的关联交易比重。如此情况，让人怀疑郑煤机对速达股份独立获取订单能力的影响仍以某种“间接形式”存在。
从公司业绩方面来看，近几年，速达股份似乎深陷增收不增利困境，虽然转战主板，其成长性仍无优势。
速达股份曾在新三板挂牌，Wind显示，2013年至2016年，速达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是2.24亿元、3.28亿元、3.03亿元、2.8亿元，同期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0.28亿元、0.35亿元、0.19亿元、0.28亿元，业绩波动较大。2017年和2018年，公司实现盈利收入分别为4.5亿元、6.3亿元，同比增长60.75%、39.91%，纯利润是0.76亿元、1.04亿元，同比增长168.47%、38.72%，营收净利双双增长。
然而到了首次IPO之时，2019年公司的营收、净利润分别为6.19亿元、0.69亿元，却又分别下滑了1.73%、34.18%。2020年至2022年，速达股份营收分别为6.04亿元、8.22亿元、10.76亿元，对应的净利润分别为0.73亿元、1.02亿元、1.05亿元。表面上，速达股份的营收净利均在增长，但事实上，2022年公司在营收同比增长30.89%的情况下，净利润仅增长了2.94%，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则其扣非后的归母净利润又降为1.03亿元，增幅下降为2.4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若拿2022年的营收和业绩表现与2018年相比，虽然营收较2018年增长了70.79%，但净利润增幅却仅有0.61%，至于扣非净利润，更是不增反降，相比4年前减少了64.37万元。也就是说，经过4年的运营，公司在营收大增下，获利能力不仅没有跟上，反而出现了后退。
（本文已刊发于5月27日《红周刊》，文中提及个股仅为举例分析，不做买卖推荐。）